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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老刘差不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扬州境内瘟疫流行的九江、庐江两郡。同时派人前往徐州、豫州两地的疫区，将如何治疗疫病的药方带了过去，从而使得一个多月之后，这些地方的瘟疫基本得到了控制。染病的百姓也因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大都保住了**命。
几地的百姓都知道这次救了他们的，乃是耽罗王和他的夫人。因此百姓交口称赞老刘的善举。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百姓家中甚至都供奉了老刘的牌位，每日为他烧香，以感激老刘为百姓所做的一切。
在九江郡治所**陵城为百姓治病的时候，老刘无意中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来自豫州南阳的郎中。这位郎中当时并不是很有名，但是老刘在得知了他的名字之后，还是大喜过望，马上将其奉为上宾。
这位郎中姓张名机，字仲景。尽管此时的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郎中，但是老刘可知道，此人便是后来写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因而被后人奉为“医圣”的张机张仲景。
两人一番细谈之下，老刘才知道了张仲景的身世和背景，以及他的医术学自何人。
张仲景出生于豫州南阳郡涅阳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家中藏书极多，使他从小就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同时也对医学萌发了极大的兴趣，这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社会，政治黑暗，朝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根本不想办法解救百姓，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十岁左右时，就拜张氏宗族中的一位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南阳当地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都能痊愈，因而深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怕累。
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对张仲景道：“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当地一个有名气的郎中，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医术逐渐超过了他的老师张伯祖。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他曾经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前人所著的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中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不过此时的张仲景尚未落笔著书，而是继续在南阳周围行医，为百姓治病。此次的瘟疫流行，张氏宗族同样未能幸免，染病而亡者多达二百余人。而张仲景也一直认为这次的瘟疫便是伤寒作祟，因此不停的用各种方法来救治病人，尽管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他也救活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病人，但是却还是未能找出瘟疫的真正元凶，因此他才会四处行走，去与各地的名医交流，希望能查明这次的瘟疫到底是何病症，以便能够对症下药，救助那些遭受瘟疫之苦的百姓。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耽罗王与他的王妃带领一些郎中来到了**陵城。并且采取了不少举措来控制瘟疫的继续蔓延。同时还开出了专门治疗瘟疫的汤药。而且没有几天，城中病人的病情便得到了有效控制，不少人被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看到耽罗王王妃开出的药方，果然是专门用来治疗这次的瘟疫之症，这令张仲景大为叹服，因此便专程前去拜会耽罗王和耽罗王妃，请他们为其答疑解惑。
张仲景的到来，使得老刘同样兴奋异常。这些年大汉天灾不断，尽管这次爆发的瘟疫不是伤寒，但是谁知道什么时候便会出现伤寒的大流行。所以老刘是真的希望张仲景能尽快把伤寒病研究透彻，从而造福百姓，使得百姓能够免受伤寒疾病的困扰。
为了能让芷清与张仲景两人交流一下医术，因此老刘把芷清也叫上了。毕竟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次治疗瘟疫的药方是芷清所开。而张仲景的有些问题只能由她来解答，毕竟老刘的医学知识比起这两位高人来，相差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三人一聊之下，张仲景发现耽罗王妃果然医术高超，尤其是对于疾病的成因和一些人体的构造更是比自己清楚多了。只是当谈起如何确诊这次的瘟疫时，芷清当然不会埋没老刘的功劳，便把实情告诉了张仲景。
得知找到病因的竟然是耽罗王，令张仲景也是大为惊奇。于是便向老刘打听起了他是如何断定这种瘟疫不是伤寒，而是出血热的。
其实老刘之所以后来敢断定这次的瘟疫是流行**出血热，除了病人的症状与自己所知道的出血热很像之外，便是最近他也一直在回忆有关汉末瘟疫流行之事。后来隐隐约约想起自己曾经看过一篇关于研讨汉末瘟疫的文章，作者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那些关于汉末所爆发的便是伤寒病的说法，而是认为其中的几次瘟疫都是由老鼠或动物带来的出血热，至于这些病菌的来源，则是匈奴人所为。
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被匈奴人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得军队丧失战斗力。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由于对来源不明的疫病认识不清，当匈奴人“制造”的瘟疫席卷而来时，汉人便根据其症状而通称其为“伤寒”。其主要症状有：因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很高。最致命的是，这种疫病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后，就开始潜伏下来，一旦外界环境成熟，就会大规模发作。果然到东汉末年，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瘟疫也多次发作。仅在灵帝时代，就曾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个原因，老刘才在见到染病的病人之后，断定这次的瘟疫便是流行**出血热。而自己又知道两味对于治疗出血热有特效的中药，再加上有芷清等人的帮助，才会顺利的配制出治疗出血热的汤药，使得这次的瘟疫得以被完全控制。
现在听到张仲景问自己，老刘当然不能明说，于是便把这种可能作为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张仲景和芷清两人。两人当然也知道这些年来爆发的这几次瘟疫。如今听了老刘的这个解释，果然合情合理，尤其是张仲景更是几乎每次都参与救治病人，知道病人的情况，不由得对老刘的说法十分信服。
尽管张仲景不适合做官，但是老刘既然遇上了，当然不能放他走。所以老刘便请张仲景跟着自己前往各地的疫区去救治染病的百姓，同时也好交流医术。
张仲景发现尽管耽罗王似乎对于诊脉等中医常见的方法不甚了解，可是他却可以清楚的知道人的身体结构，并且能够说出好多病症的成因和治疗方法。而耽罗王妃也言明自己的好多知识便是得自耽罗王。便是自己最擅长诊治的伤寒病，耽罗王同样可以说出两个药方来，而且从药**来分析，治疗效果肯定还在自己之上。这也令张仲景更加的佩服耽罗王，决心跟在他的身边。一边救治疫区的病人，一边虚心向耽罗王求教，从而使自己的医术能够得以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