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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有四百万城市居民的大城市，有十来所高等学院，没有一条“大学街”。南岸却因为山顶上有一所中学，有条中学街。可能若干年前，这个贫民区有了第一所中学，是件头等大事。
但这一带的中学，与大学无缘，每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掐着手指可算。有的中学连续十年交白卷，明白此地学生不堪造就，就取消了高中。但在这一带的小贩、江面的水手、造船厂的工人中，很容易把校友召集起来。
中学街离我家不远。石阶较宽不太陡。街两旁依坡全是低矮简陋的木板房子，街面房子的人家大多做点小本生意，卖油盐酱醋，或是针线鞋带扣子。石阶顶头有个小人书摊，兼卖糖果花生米。下雨的时候，老太太将书摊移回房里，在门槛内放几张小木凳。
经常整条街无法通行，石阶上、屋檐下、房门、窗口挤满人。
“你龟儿子尖嘴滑舌，夜壶提到老子头上来，耍假秤！也不去打听打听，老子是可以洗刷的么？你猫抓糍粑，脱得了爪爪喽？”
“啰唆啥子，把他洗白。”
“我日你先人，你装哪门子神。”
“我日你万人，祖宗八辈。”
旁边的人添油加炭，唯恐打不起来，“好说个卵，锤子！”
重庆人肝火旺，说话快猛，像放鞭炮，声音高，隔好几条巷子也能听见。重庆人动怒不是虚张声势，不到动刀子不罢休。南岸贫民比城中心居民更耿直，肠子不会弯弯绕。彼此投缘时，给对方做孙子做牛马都行。城中心人会看风向，瞄出势头，不吃眼前亏，背后整人却会整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从小看这种街头武打，等到读武侠小说看功夫电影时，一眼就明白其中的英雄好汉，不过是打扮得精致一点的街痞子，说话还没街头对骂精彩。
该到动手的时候了，人群自动往后靠了些。地方上的歪人，今天惹到冤家对手了。
“还不拉架，见红喽！”没人理睬这喊声。
“户籍来了！”这有用，街上的男人冲进场子中心拉架。这些人平常最看不起户籍，一有争斗还得互相扭到派出所讲理。人到底还是敬服权力。
杂货铺上端的一间房子最大，可容下一百来人，是茶馆，以前晚上讲评书，讲三国水浒杨家将，满堂听众如痴如醉。在我未出生前就被改作大锅饭街道食堂，我四五岁时被改成向阳院，毕恭毕敬效忠毛主席，跳忠字舞。后来成为造反派司令部和批判“牛鬼蛇神反革命”的会场，被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游街从这儿出发。我那时还不让进这门，只是踮着脚尖站在外面石阶上，着急地等着里面变出新花样。后来有好几年挂了“学习班”的牌，“学习”的人一茬茬换，个个精神委顿，脸上身上长起了霉点，气味难闻。到70年代末，最后一批人才不见了，每天晚上放上一个光刺刺的黑白电视机，挤满大人小孩，闹闹嚷嚷，前面坐凳子，后面站凳子。
我不能去看，我得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2
背着书包，我拣阴凉处走。到放学后，太阳仍未减弱逼人的猛劲。夹竹桃粉白嫩红的花，沿着斜坡一路盛开，盖满湿漉漉青苔的石墙，将枝杆高高托起。我从两块黑板报的空隙中穿进树丛。浓荫里的湿土有一股甜熟的霉味，太阳再猛，我还是情愿在树荫外走，我在心里对自己下命令：回家，不去，今天不去，这次不去。下次去不去再说，至少我可以不去一次。
但经过学校办公楼时，我的脚仍然向石阶上迈。拐上楼梯，来到熟悉的门前。
“进来！”还是那两个字，他永远知道是我敲门。
已经进门，我心里便没了路上乱糟糟的想法。在历史老师办公桌对面一张旧藤椅上，我坐了下来。
办公室原是一间大教室，隔成几个小间。书柜上堆了些红色喜报纸、几把折柄秃毛的排笔什么的。一个教师一张办公桌，除了一把露出竹筋的藤椅，还有几个没靠背的方凳。没有窗帘，朝南的窗大敞，阳光曝亮。他桌边的玻璃窗涂着绿漆，沥沥挂挂很不均匀，但遮住了强光，远处篮球场上的喧叫变得模糊了。
这城市四周绿荫密掩的山里，有不少达官贵人的英式法式别墅，原先住的是蒋介石的近臣、美国顾问，现在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从来没去过那些地区，心里没有这个对比，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
这幢两层中学办公楼，斜顶方框窗，确实称得上是我十八岁前走进过的一幢上好的房子。虽然人走在楼梯上，楼板就吱吱嘎嘎哼唱。门和窗扉旧得钉了几层硬纸板，只需稍用劲踢，便轰然散架，近几年已被踢破过多次。
头一次到这楼里时，我告诉历史老师，觉得这里好熟，包括那绿漆的窗子，硬纸板的门，厚实的砖墙，要不是前生，就是在梦里来过。其实我在梦里还见过他这样一个人，或许就是跟踪的男人，使我梦境不安。我还未来得及说，他就好奇地瞅了我两眼，不为人觉察地微笑了一下。从那以后，他就不再用老师的口吻跟我说话。
他头发总剪得很短，叫人不明白他头发是多是少，是软是硬，看起来显得耳朵大了些。一件浅蓝有着暗纹的衬衫，是棉布的，不像其他教师穿的确良衬衫，整齐时髦。但是，与别的办公桌相比，他的那张桌子，一点粉笔灰渍也没有，很干净。他不抽烟，却一个劲地喝茶，不断地从地板上提起塑料壳的热水瓶，朝杯里倒开水。他的眉毛粗黑，鼻子长得与其他器官不合群，沉重得很。
仔细想想，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他讲课也是平平淡淡的，不是那种教师，能把历史讲成娓娓动听的故事，他不过是一名很普通的中学教师。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上一个人，你无法用一种具体的语言去描述，不用语言，只用感觉，就在漆黑中撞进了通向这个人的窄道。一旦进了这窄道，不管情愿不情愿，一种力量狠狠地吸着你走，跌跌撞撞，既害怕又兴奋。
我快满十八岁的那一年，忽然落到这种心境中：感觉哗哗地往外溢，苦于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对自己说个清楚。我只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恨他不注意我，很恨。我只是班上许多小不丁儿女学生中的一个，或许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于是，我有意在课堂上看小说，而且有意让他看见。
他用老师对付学生的老办法——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故意提了一个我肯定知道的常识问题。但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历史老师走到我跟前，我直视他的眼神，使他很吃惊，这才看出这个女生的反应异样。他一时愣住了，忘了在课堂上，必须迅速处置一切挑战纪律的学生。这时教室里有点乱了，调皮的学生开始捣出怪声。
“坐下，”他轻轻说，“课后到我办公室来。”
我坐下了，兴奋得心直跳。我达到了他把我挑出来的目的。从那以后，我因“违反课堂纪律”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
3
我快到十八岁时，脸一如以往的苍白，瘦削，嘴唇无血色。衣服的布料洗得发白，总梳着两条有些枯黄的细辫子。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四年，人们的穿着正在迅速变化，肥大无形的青蓝二色正在减少，角角落落之处又冒出30年代的夜总会歌曲。在过于严肃的四十年革命之后，这个城市在小心翼翼品尝旧日的风韵，胆子较大的妇女，又开始穿显出腰肢胸部的旗袍。老是在上坡下坎，这城市女人的腿特别修长而结实，身段苗条，走平路也格外婀娜多姿。
旧时代特有的气息甚至漫入南岸破烂的街巷。看多了，我对自己的模样、穿着就越发不知所措，就像赶脱一班轮船，被弃留在冷落的码头：一件青棉布裙，长过膝盖，一件白短袖衬衫，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套在身上又大又松，使我个子看起来更小。乳白色塑料凉鞋，比我的脚大半寸，赤脚穿着，走起路来踢踢踏踏。
我就这么副样儿，走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办公室已经没有人，下课后男女老师都赶回家去了，就我俩面对面坐。他端详着我，突然冒出话来，声调很亲切，“我想你误会了，你以为我看不起贫民家庭出身的学生。”
我心里一动，明白他是对的，至少对了一大半。就是为了这个，我在学校里觉得很别扭，几乎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刻。
“其实我也算穷人家出身，”他自嘲地一笑，不像上课时那么脸无表情，“现在更算穷人家，真正的无产阶级。”
他说他父亲算“历史反革命”，因此从小就绝了读大学的希望。他和弟弟长很大了，还帮父亲做爆玉米花活计，或给人担煤灰，走家挨户，南岸哪条小巷他都熟。“那阵，你才这么一丁点大，在地板上爬，拖着鼻涕。”他不屑地笑笑。
“噢，你嫌我太小。”我站起来，怪不高兴地说。
“我比你大差不多二十。”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在想，他为什么说年龄？他的意思是我们不相配。
这么说，他已经想到我们配不配。男女相配！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也不敢往他看，心跳得更厉害，好像在偷一种不该偷的东西，突然我泪水流了出来。
“嗨，嗨，”他说，“你哭什么？”
“你欺侮人。”我赌气地说。
“欺侮人？”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然后站了起来，从裤袋里掏出手帕，到我身边，递过来。
我没有接。泪水流进鼻子，马上要流出来，很难受。但我就是不接，我想看他怎么办。我感到他的身体在靠近，仍未抬起头。
我就是不肯接眼前的手帕。我被自己的大胆妄为吓得喘不过气，再过一秒，我想，再过一秒钟，他的身体就会碰上我了。心一紧，我几乎要晕倒。
他碰到我了，他的手紧紧按住我的脑袋，像对付一只小狗，手帕使劲地擦我的眼睛和脸，强捏我的鼻子。我不由自主地擤出了鼻涕，在他的手帕里。
我跳开了，离桌子一尺站着。这个坏蛋，把我当作小娃儿？
他满意地看了看手帕，放进裤袋，走回桌子那边坐下来，看着我又羞又恼，嘴上浮出了微笑。他理由十足地值得笑：他胜利地证明了我们的年龄差，而且，胜利地拒绝了与我的接近。我们又成了老师和学生，我气得一脸绯红。
他平静地说，你在准备高考，虽然还有时间，但要背要记的内容很多。他装样地翻翻桌上的纸片，好像那些是我的功课。他又说我成绩并不是最优等，得好好努力才行。他重复地说他们那一代，出身不好，完全没资格，从来就没有上大学的奢望，他让我珍惜考大学这个机会。
他的话是真诚的，如此说也没恶意，他明白我最弱的就是死记功夫。我们互相看着。我喜欢看着他，我觉得他也喜欢看着我。没一会儿，我心情就好多了。
4
差不多每次我们都一起出办公大楼，在操场上高高兴兴地道了再见。我想，第二天我又会见到他，至少在课堂上。
学校围墙一段站立一段坍塌，可有可无。间隔着小块菜田，操场外，每条小道都弯曲绵长。附近药厂烟囱在隆隆吼着，排出的污水顺着田坎淌。阴沉的云包住太阳，天气更加闷热，只能等雨来降低气温。
阁楼漏雨，能接水的桶盆都搁在床上地板上，人缩在不漏的地方。
我端着接满雨水的盆子，小心地下楼，准备倒在下雨的天井里。
这个早已不该住人家的院子，木板漏缝，墙灰剥落，屋梁倾斜，镶在壁龛里的灶神爷石像，被烟火熏得面目全非，用力擦抹才会现出眉开眼笑的脸。
天井四周墙根和石角长年长着青苔，春夏绿得发黑，秋天由青泛黄，带点碧蓝，干燥的地方毛茸茸一片，潮湿的地方滑溜溜一顺。二娃一家五口住着碎砖搭就的两个小房间，在天井对面。二娃的妈，一个瘦精精的女人，拈起扫帚，扫门前的那一块地。每次清扫，每次放开喉咙骂，什么人都骂。不知为点什么小事，多少年前，我母亲得罪过她。她不想忘记这件事，反正欺侮我家，算政治表现积极。七上八落的语言，好像影射性病，无头无绪，我一点听不明白。她丈夫从船上回家，发现她与同院的男人疯疯闹闹打情骂俏，就把她往死里打，用大铁剪剪衣服，用锤子在她身上砸碗，吓得她一个月不说话，也顾不上骂我家。
但不久满院又响起她特殊的声调，像有瘾似的。父母沉默地听着泼妇乱骂，不仅一声不吭，脸上连表情也没有。
在学校，最呆最没劲的男同学对我也没兴趣，觉得招惹我不值得。有的女同学会突然拿我撒气。有一次我蹲在厕所里，被人猛地撞了一下，差点一条腿掉进茅坑洞里。我没来得及稳住身子，一个大个子的女同学已经走了出去。站在门口，她回过头来，挑衅地说：“你吼呀，你啷个连吼都不会？”我没有吼，拉上裤子，从她身旁挤出门，匆匆地跑了。我甚至没感到屈辱。
表露情感，对我来说是难事，也没有什么人在乎我的情绪反应。我的家人，会觉得我想说的一切纯属无聊。至今唯一耐心听我说的人，是历史老师，他立即获得了我的信赖。终于我遇见了一个能理解我的人，他能站在比我周围人高的角度看这世上的一切。他那看着我说话的眼神，就足以让我倾倒出从小关闭在心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喜欢他听我说，我需要他听我说。他一定明白，这些听来枯燥无聊的琐事，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在他面前，我才毫不拘束，有时很想把横在我与他之间的办公桌推到一边去，我想离他近一点。
有一天，他一边听我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画板，钉上纸，“你坐好，我给你画一幅像。”我坐正了，但继续往下说。
他不断地从画板上抬起头来端详我，每次都很短暂。最后，他停下笔来，看着我郑重地说：“你最好忘了这些事。为什么到集中精力复习高考的时候，你偏偏想这些事？”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些事。
接过他递过来的纸，是一幅素描，纸上的头像分明是我。几条线就勾勒出我的脸，只是眼睛太亮，充满激情的样子。脖子、肩，没有衣领，他一定是嫌我的衣服难看。纸空了很多，画太顶着上端。
“像吗？”他问。
“像只小猫，”我说，“这眼睛不是我。”
他起身，伸过手把画抢过去，“你哪懂，你还是太小。”他有点夸张地叹了一口气，把画往抽屉里一塞，无论我怎么找他要，他都不肯给我，说以后画完再给。